在國內外復雜的經濟環境下，中國政府在2013年車市里如何揮動政策“指揮棒”變得更加微妙。這幾年來，車市在小排量購置稅優惠、汽車下鄉、節能補貼等利好政策的“庇護”下，整體迅速攀升，自主品牌獲得更多市場機遇，但歡愉過后卻留下更多的反思。今年，不少政策還有待調整，一再推遲的柴油車國Ⅳ標準是否實施，“汽車三包”政策是否出臺，以及《汽車品牌銷售管理辦法》是否修訂，這些都關系到諸多車企蛇年的運勢。
中國車市向來以“政策市”著稱，政策之手對車市的撥動力明顯大于市場，2009年刺激車市政策只有三項政策細則浮出水面，便將中國車市拉高到全球第一大市場的巔峰位置，足見政策“指揮棒”的魔力。
然而，國內外復雜的經濟環境導致中國政府在對待未來中國汽車產業發展時態度不甚明朗，鼓勵還是限制，變得更加微妙，為2013年車市帶來更多不確定性。這幾年來，車市在小排量購置稅優惠、汽車下鄉、節能補貼等利好政策的“庇護”下，整體迅速攀升，自主品牌獲得更多市場機遇，但歡愉過后卻留下更多的反思。過度透支消費給自主品牌甚至整個車市帶來的傷害同樣不可小視。
2013年，新版《汽車品牌銷售管理辦法》、汽車三包等政策呼之欲出，對于由熱轉冷的中國車市，政策之手如何發力顯得更加微妙。
“中國式”增長
如果沒有四年前的一系列政策組合拳，中國車市一躍成為全球第一大市場恐怕還要再等上幾年。而這恰恰折射出中國汽車產業發展的背后，政策推手不可被忽視的作用。
從國家發改委產業政策司退下的李萬里，現任中國汽車工業協會副秘書長，見證了中國汽車工業發展幾十年時間里大大小小產業政策的出臺。
近日，他在“第四屆中國經濟前瞻論壇——汽車市場變革與汽車社會”上稱，中國汽車工業發展近60年，發布并實施了1994年版和2004年版兩個產業政策，產業政策發布和實施近20年間，實現了汽車產業政策設計的多元化的目標，“完成了三項重要任務，一是實現了汽車產業在我國的較為合理的產業布局，二是汽車成為了國家支柱產業，三是奠定了自主發展的基礎。”李萬里總結道。
如果說兩部汽車產業“大法”完成了給中國車市整體定調的歷史任務，那么在全球經濟形勢發生新變化、中國汽車產業發展環境再次出現重大變化的新時期，中國車市何去何從需要政策制定者的集體智慧。
當中國汽車走上世界舞臺，我國汽車發展既與百年前的歐美不可同日而語，又與后起之秀的日韓大相徑庭，面臨國際和國內的環境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遭遇的艱難和挑戰自然是空前的。
李萬里告訴記者，在這種局面下，中國汽車產業發展的模式既不可能是大躍進式的速戰速決，也不應該屈從跨國公司而無所作為。
不僅如此，眼下的汽車社會早已不同于以往，能源、交通、基礎設施和環境等影響社會發展的三大結構性矛盾日益凸顯，結構性問題已從汽車產業內部延伸到外部，嚴重制約了汽車產業的可持續發展。
汽車產業要在如此復雜的內外環境中，完成從大到強的轉變，需要汽車產業主管部門不能只是進行簡單的規劃�！霸趺礃釉诠澞芎托实奶岣呱夏軌蚪咏鼑H水平，這是一個對傳統的現有產業增效的目標�！崩钊f里稱。
新政猜想
隨著第一批跨國車企在中國的合資合同相繼進入尾聲，從去年開始，調整中外企業在合資公司中股比的聲音漸起。這個涉及到中外雙方切身利益的敏感政策是否會進行調整，牽動更多車企的神經。
“當初國家在設置50∶50股比的考慮，背景是國家已經啟動大規模改革開放，汽車產業是不可能提供充足的產品來應對國家不斷變化和需要的各種車輛，汽車產業想自己干，當時既沒有技術也沒有資金，如果我們控股外方是不來的，如果外方控股我們的產業在合資后能取得什么，因此自然形成了50∶50的股比�！崩钊f里回憶道。
針對調整之聲，李萬里認為，政府還是會堅持這樣的比例，“討論是否要打破，那么理由是什么？在中國發展汽車產業，不管用什么樣的方式，必定要對國家利益有好處,對產業利益有好處，對消費者有好處�！崩钊f里這樣認為。
但也有專家認為政策會有松動，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部副部長石耀東告訴記者，到一定階段，這個政策肯定要調整，但不是現在，“我說不好具體的時間點或者一個拐點，但是我想，因為中國汽車企業還在成長，還沒有和對手平起平坐，沒有能夠互相競爭的實力的時候，這個政策（股比50∶50）還是有必要性的�！笔珫|稱。
如果說股比平衡對打破車市的影響尚且有限，那么汽車企業大干快上的擴產，是否會出現新一輪的產能過剩，則與汽車市場的走勢密切相關。
石耀東認為，產能過剩問題要關注，政府對產能的調控有必要，但問題是手段。
經過去年廣汽與奇瑞的深度合作，業界仿佛看到弱市下汽車企業兼并重組的新出路。李萬里告訴記者，過去汽車產業的重組過程，政府行政干預是比較大的，整個發展趨勢變緩之后，從政府部委管理層來看，期待中國汽車工業在一個高速發展的過程當中有一個喘息的過程，政府不能干預。
“正好現在經濟的周期和產業變化規律，給了我們一個調整的機會，所以今后的趨勢之一就是兼并重組會有更大的比例�！�
不過，石耀東也認為，這幾年在國家有關主管部門的推動下，汽車企業的重組、收購、兼并也在加緊，實際工作中會面臨一些實際問題，比如利益分配問題，市場和政府的關系問題，包括支持政策等問題，還需要各部門在具體的工作當中解決一些體制機制性的障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