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拉松式”的談判：
勞方準備兩年終說服老板
代表45萬職工和老板談工資，這在中國是頭一遭，也注定了是場“馬拉松”。
“從第一次協(xié)商到正式文本簽訂，時間不到50天。但為了這50天，我們準備了整整兩年。”周國華表示，談判前，他就和劉齊辛走訪了100家餐飲企業(yè)調查摸底。最終完成600份針對勞資雙方的調查問卷。今年2月，勞資雙方各選出9名談判代表在當地報紙和網站上進行公示。
周國華說，三輪談判大大小小開了上百次協(xié)調會。作為首席談判代表，自己壓力很大，心里其實也沒底。“背后是40多萬工人兄弟啊，真是千斤重擔在肩。當然，也做好了談崩的準備。”為學習談判技巧，去年10月，周國華專程到北京學習一個月。
長期以來，老板不愿談、工會不敢談、職工不會談，工資集體協(xié)商給職工的感覺是“看上去很美”。為避免這種尷尬，此次工資集體協(xié)商采取“以上代下”的方式，由上級工會組織與行業(yè)協(xié)會之間談判，避免員工及企業(yè)工會與老板直接對話。
果不其然。3月初第一次談判，雙方就發(fā)生激烈爭執(zhí)。“實在談不下去了，只好休會。”3月24日，草簽的集體合同正式在報紙上進行為期一周的公示，熱線電話幾乎被打爆。
作為企業(yè)方代表的劉國梁回憶說起初，企業(yè)方反對聲音很強烈。最大的困難就是如何說服餐飲企業(yè)老板為員工漲工資。“有些老板認為，員工工資一直都是我老板說了算，現在工人怎么也有了發(fā)言權，覺得很不習慣。我反復做工作，總算有些松動。”劉國梁說。
字字較真的交鋒：
為了一個用詞爭了3小時
激烈交鋒背后是勞資雙方利益的博弈。通常為了幾個字，雙方爭得面紅耳赤。
合同第八條中勞方提出：“企業(yè)職工患病或者非因公負傷醫(yī)療期間，當月實發(fā)工資不得低于本合同規(guī)定行業(yè)最低工資標準的80%。”但精明的資方則堅持，只能支付武漢市最低工資標準的80%。“兩個80%之間可差了200多元啊，對普通家庭來說可是幾袋大米啊。”周國華說，在他們的不斷堅持下，資方最終做出讓步。
再如，合同第十三條勞方曾如此要求：“因為政府最低工資標準調整或武漢市人力資源市場部分職位(工種)工資指導價位等情況的變化和發(fā)展，需要對合同進行修改變更的，經雙方協(xié)商一致，可以進行部分修改變更。”可資方代表對此分歧很大，認為不宜“變來變去”。但勞方代表堅稱，武漢市最低工資標準今年極有可能上調，屆時工人最低工資水平也需隨之上調，該條款不能松動，資方最終妥協(xié)。
當然，勞方也做出過讓步。劉齊辛說，合同第八條曾是“企業(yè)職工病休或者非因工負傷醫(yī)療期間，當月實發(fā)工資在扣除個人應繳納的各項社會保險后，不得低于本合同規(guī)定行業(yè)最低工資標準的80%。”后資方提出，病休的概念很模糊，容易養(yǎng)懶漢，小病大養(yǎng)。經過3個小時的爭論，最終將“病休”改成“患病”。
“是談判就有妥協(xié)、讓步。工會維護職工權益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尤其是在工資談判這件事上，如今工會的擔子不是輕了，而是更重了。過去工資可以由政府定，現在職工要漲工資，必須要由工會出面談，你讓員工個人出面談，怎么談也談不好，他也沒那個膽。這次能談成功，說明工會還是大有作為的，我感到很欣慰。”回顧整個談判過程，劉齊辛感慨地說。